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阻力逐步加大，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可持续性等问题变得更加严峻。针对我国经济面临的压力，各方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这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只能适应，而无法改变；有些人认为这是市场化程度不够所致，需要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来释放增长的活力；还有些人则认为这是宏观政策稳增长不够积极所致，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刺激经济的措施来稳定经济增长。

面对诸如我国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是出在供给面还是需求面、是否应该用大规模政策刺激来稳定增长、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应该如何推进等具体而又重要的问题，之所以难以形成大家普遍接受的答案，关键在于一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没有得到妥善回答。甚至，有些关键问题尚未被问出。

"统治世界的只是思想"

思想上的关键问题未能得到澄清，实践就没有方向，政策也就难以决断，经济也就难逃低迷状况。有鉴于此，本文从有关我国经济的根本性问题出发，梳理中国经济的逻辑，阐述理解和分析中国经济的整体框架，从而为经济实践指出方向。

这个有关我国经济的最根本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源泉是什么？对这个看似抽象问题的回答，将会揭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障碍所在，并指出我国经济的出路。

经济发展的源泉是什么？或者换种问法：经济为何能发展？对这个关键问题的回答通常是，经济发展的源泉是生产力的发展，即经济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张。如果有一点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知识储备，还可以进一步回答说，生产能力的扩张建立在劳动和资本两个投入要素的增加，以及技术水平的提升之上。在劳动、资本和技术这三者中，技术又最为根本——离开了技术水平的提升，人均产出的增长必定会因为资本边际回报率递减而停滞。如此一来，经济发展的最终源泉便是技术水平的提升。

事实上，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一样，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建立在一些旨在简化分析的假设之上。这些假设是理论的前提，因而也划定了理论应用的边界。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建立并发展于西方发达国家，自然以解释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为其主要目标。相应地，这一理论的关键假设从西方国家经济现实中抽象而出。

虽然不同经济体之间有"共性"，从而使得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某些潜在假设也适用于我国；但相比西方经济体而言，我国经济也有其"个性"，从而导致某些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潜在假设与我国现实不符。不问假设是否与现实相符，而盲目把基于这些假设的理论应用到中国经济上，会犯"刻舟求剑"的错误，落入"教条主义"的陷阱。

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当然需要借鉴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但这种借鉴应该是批判性的借鉴。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作为人类智慧的成果之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宏观经济运行的"共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认识中国经济。但在利用西方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时，需要有"批判性"，从而避免将"共性"和西方的"个性"都强加于我国的"个性"之上。

所谓批判性，按照我国哲学家吴晓明的解释，是"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吴晓明进一步阐述道："正像任何一个事物有其历史的前提和界限一样，任何一种知性科学的理论或观点，无论多么先进，都必然有其理论前提和界限。只有当我们真正把握它们的前提与界限，并将其同社会生活本身的前提与界限形成对照时，才能对这些理论或观点加以批判性的运用。哲学的时代使命就在于倡导批判性的思想。只有在这种批判性的思想中，生活的本质内容才可能被触及，社会现实才可能被揭示。"

现在我们跳出当前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范畴，在经济理论之"前"，用基本逻辑来试图回答"经济发展的源泉是什么"这个问题。

经济发展的源泉是什么，首先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不同的"目的"之下，经济发展源泉可能会有较大差异。比如，在改革开放前，我国以独立自强、抵御外侮为主要目标，需要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军工体系。而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资本稀缺之小农经济环境中，这样的目标很难靠市场达成。

因此，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导向下，建立起了"扭曲价格的宏观环境"、"以计划为主要手段的资源配置"和"缺乏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的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政府推动下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部门体系，造出了"两弹一星"，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自主。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目的之下，政府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意志力和执行力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源泉。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发展目标逐步转向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82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可以说，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已经在改革开放后转向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等同于西方经济学所假设的提升居民福利之经济发展目标。

但就算我国经济发展目标与西方经济学的假设一致，也并不代表可以把西方经济学的结论盲目照搬到中国。西方经济学在展开其逻辑的过程中，做出了一些并不符合当前我国实际情况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因为在西方学者那里被当成如此的"理所当然"，甚至已经被很多人忘记了其存在。在面对中国经济时，有必要回到这些假设之前来展开分析。

在以提升居民福利为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提下，经济发展的源泉有三：

第一，经济发展要以居民对更好生活之欲望的不断扩张为前提。这个条件听上去似乎必然成立，毕竟，有哪个人会不愿意过上更好的生活呢？但大前研一对日本低迷经济的病因诊断恰恰是"低欲望"。在其著作《低欲望社会：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危机与破解之道》中，大前研一写道："现在的日本已经步入国民失去消费欲望的'低欲望社会'。国民的低欲望才是日本社会最大的特征，是日本经济低迷的元凶。"

第二，经济发展要以经济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张为前提。这一点应该是容易理解的。毕竟，人类并非生活在"心想事成"的自然界中，自然界所提供的天然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当有限，远不能满足人的欲望。因而人类需要从事生产活动，生产出自然界中所没有的产品，来满足人的欲望，提升人的福利。因此，经济的发展必然建立在生产能力的扩张之上。

熟悉中国经济的人知道，"需求不足"长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阻力所在。2023年7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

事实上，这个悖论产生源于概念的混淆。经济中的需求确实与人的欲望有关，但又不是只决定于人的欲望。对经济有影响的需求，是购买力与支出欲望相结合所形成的"有效需求"。

我国的需求不足，其实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即内需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归根结底是个收入分配问题，产生于收入分配结构所导致的购买力和支出欲望的错配——有购买力的经济主体缺乏支出欲望，有支出欲望的经济主体缺乏购买力。

我国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的分红偏少，企业收入向居民的转移不足，从而导致居民收入占经济总收入比重偏低，因而产生了消费不足的问题。而在投资回报率下降到低位，明显抑制企业投资意愿后，企业收入难以向居民转移的情况就会催生内需不足的问题。

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在于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这一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这种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导致了我国经济中的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占经济的比重。

我国完全有办法解决当前因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化解需求不足的方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需要强调的是，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关键在于认清问题的本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有效需求不足，而非生产能力不足。只有从根本上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本文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源泉是什么"这个根本性问题出发，梳理了中国经济的逻辑，揭示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障碍所在，并指出了我国经济的出路。

只有正确认识中国经济的运行逻辑，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需要从根本上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占经济的比重，从而激发内需，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